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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经周刊|学习百年党史 感悟八一精神

大字 日期:2021-06-28 来源:南昌新闻网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我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2017年8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这样深刻论述。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增强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的政治自觉,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来临之际,南昌日报社推出《学习百年党史 感悟八一精神》系列理论文章,重温我们党在南昌起义中的伟大贡献和优良传统,多维度、立体化展示南昌起义的红色印记和宝贵经验,不断强化以史为鉴、走向未来的历史思维,增强初心如磐、使命在肩的历史担当,为彰显省会担当再上新台阶凝聚磅礴精神力量。

  总顾问:姚亚平                                       总策划:龙和南

  主办: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南昌日报社     编审:南昌市史志办

“三个伟大事件”视域下

八一精神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

叶桉 刘琳 李红浪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敢不敢革命”和“怎样坚持革命”两大历史性问题。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和顽强斗争品质的共产党人,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启了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伟大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对关乎中国革命前途和中国人民命运的南昌起义给予了迄今最全面、最深刻、最科学的论断,指出:“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我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伟大的革命实践必然产生伟大的革命精神。南昌起义产生的以坚定信念、听党指挥,为民奋斗、百折不挠,敢为人先、勇于创新为主要内涵的八一精神,“是新型人民军队的军魂,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谱系中的重要坐标,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传承革命文化有着巨大的意义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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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与建军:八一精神是中国革命新纪元的思想文化产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南昌城头的枪声,像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使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革命的希望,在逆境中看到了奋起的力量。南昌起义连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南昌起义中产生的八一精神,集中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历史发展必然,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结果;生动体现了中华民族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自强不息的文化特质,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哺育的结果;深深印刻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民族解放浪潮的时代烙印,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的结果;深刻体现了“南昌首义诞新军”革命实践活动的伟大与壮烈,是党创建人民军队艰辛实践的结果。

  八一精神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步形成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和血脉灵魂。八一精神的产生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特定的历史条件,它既深受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哺育,又得到了人杰地灵赣文化的滋养。“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南昌起义中诞生的八一精神,是中华民族最优秀儿女中国共产党拯救民族危亡,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思想结晶,继承了中华民族精神中的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怀、自强不息的意志以及民本思想,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哺育中根深蒂固、行稳致远。

  “文章节义之邦”是对江西的美誉。数千年来,赣鄱大地人才辈出,留下的“砥砺节操”“文节俱高”的品质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精神是赣文化的精华所在。正因如此,在风云际会的大革命年代,江西涌现出了许多英勇奋斗的革命事迹和坚贞不屈的英雄人物,奏响了高昂的爱国主义凯歌:1921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运动曾是全国工人运动的典范,江西由此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1927年4月2日,中共江西执委领导下在南昌爆发的以推翻国民党反动派“AB团”为目的的四二暴动,“一举摧垮了蒋介石苦心经营三个月的江西省党部”,揭开了江西革命历史新的一页,推动了大革命后期江西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成为八一南昌起义的先声。在江西这片“充满红色记忆的红土地”上,数千年辉煌的文明史与近代以来革命斗争实践共同催生和滋养了八一精神。

  八一精神得益于开天辟地的科学理论引导。“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曾这样热情讴歌过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革命时代。十月革命胜利后,随着社会主义苏联的建立和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民族解放大潮激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已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孕育和产生的八一精神,深深镌刻着风起云涌的革命时代烙印,受到开天辟地的科学理论引导。“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在黑夜中探索和奋斗的中国先进分子们从俄国十月革命和席卷而来的世界革命潮流中看到了曙光和希望,在社会变革的洪流中毅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1921年7月,“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从此,“中国共产党引领革命的航船,劈波斩浪,开天辟地,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党的“一大”就宣布“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指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党的“二大”又提出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的最低纲领。在领导工人运动和开展北伐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在大革命实践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南昌起义和八一精神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八一精神源自于南昌起义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带领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着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启,国共两党携手并肩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大革命。“然而,正当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背叛人民,向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血腥的屠刀。一时间,神州大地笼罩在腥风血雨之中,中国共产党面临被赶尽杀绝的严重危险,中国革命处于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头。”在革命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组织发动南昌起义,上演了“英雄际会南昌城”“石破天惊第一枪”“挥师南征到广东”“千里转战上井冈”等壮丽史剧,“用血与火的语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可谓“南昌首义诞新军,喜庆工农始有兵。革命大旗撑在手,终归胜利属人民。”

  毛泽东指出:“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南昌起义从决策、筹备、发动,到南征广东、转战赣湘,从开展“赣南三整”、发动“湘南起义”到朱德率领起义军余部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井冈山,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反映了“从胜利到失败,由失败走向新生,到井冈山会师,由城市暴动走向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艰苦卓绝的辉煌历程。在血与火洗礼和凤凰涅槃中迸发出的八一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军人不畏强敌、英勇反抗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是党创建新型人民军队应运而生的思想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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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铸魂与坐标:八一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谱系绚丽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共产党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和关键之际产生的八一精神,集中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为民奋斗的情怀、敢于斗争的意志,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历史长河中的一座丰碑。八一精神的产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谱系,它上承以红船精神等为代表的建党精神,用枪杆子昭示初心和使命,下启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为代表的建政(建立新中国)精神,在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谱系中矗立起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建军精神坐标。

  “坚定信念、听党指挥”是八一精神的精髓。南昌起义在白色恐怖之时高举武装斗争旗帜,开辟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新局面,这源于共产党人为共产主义而献身的坚定信念和广大起义官兵铁心跟党走的坚定意志,“坚定信念、听党指挥”的信念品质铸就了八一精神的精髓。1927年7月底周恩来奉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命令抵达南昌,作为前敌委员会书记负责领导发动南昌起义。然而,7月30日,正当起义箭在弦上之时,作为中央代表匆匆赶到南昌的张国焘,在前委扩大会议上以“应极力拉拢张发奎,得到张之同意,否则不可动”等为由阻止起义计划,一时间,起义筹备陷入僵局,人心军心亟待稳定。此时,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拍桌而起,义正辞严地反对张国焘的意见,认为起义不能迁延和停止,他激动地说:“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罢。”在周恩来等的坚持之下,起义得以顺利进行并发表了宣言。二十多年后,周恩来仍对当时情形记忆深刻,不无感慨地对人说:“拍桌子这个举动,是我平生仅有的一次。”一向谨慎克制的周恩来为起义据理力争,彰显了坚定信念、勇于担当的精神品质,坚定了广大官兵举行起义的决心和意志。可见,人民军队创立伊始形成的八一精神,就彰显了理想信念的伟大力量,体现了“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人民军队的精神支柱。”

  南昌起义时,作为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手握重兵的贺龙,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却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列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真理”。起义前,贺龙毅然决然抛弃高官厚禄,告别优渥生活,坚定表示:“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并欣然担任南昌起义的总指挥。1927年9月,起义部队南下行至瑞金时,贺龙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多年之后他的回忆印证了当时坚定信念追随共产党的决心和意志,“有的材料写着我七十次找党,算上历次的要求,我也记不清了,没有七十次,恐怕也有几十次吧。”从南昌起义开始,贺龙铁心跟党走,从一个旧式军人逐步转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乃至人民共和国的元帅。可见,人民军队创立伊始形成的八一精神,就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领导力量,体现了“千千万万革命将士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在挫折中愈加奋起,在困苦中勇往直前”。

  “为民奋斗、百折不挠”是八一精神的魂魄。南昌起义主要目的“原为救国救民”,其“为最苦人民的奋斗”和“力谋民众利益”等起义主张,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体现出党领导人民军队浴血奋斗、一往无前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为民奋斗、百折不挠”的宗旨意志铸就了八一精神的永恒旋律。南昌起义后陆续发表的《中央委员宣言》《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宣言》《叶挺告第二方面军同志书》《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告全体官兵书》《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示》等宣言、布告和告示等,阐明了中国共产党鲜明的起义纲领和土地革命政策,昭示了“救国救民”的起义目的。起义胜利当日《南昌民国日报》头版刊发的《中央委员宣言》,虽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发布,但实际上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实行解决土地问题”被鲜明提出,这与中共中央在当日发给前委的密信中的“南昌暴动,其主要意义,在广泛的发动土地革命的争斗”主张和命令同条共贯,与党为人民谋利益的初心一脉相承。起义军南下广东后,前敌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参谋团在瑞金连续召开会议,讨论政权、土地、劳动政策和行军路线等问题,特别是对土地政策作了重要调整,使土地革命更符合国情。朱德、陈毅领导南昌起义军余部开展的“湘南起义”中,正式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插标分田运动得到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可见,人民军队创立伊始形成的八一精神,就彰显了先进政党以民为本的伟大力量,体现了“人民军队始终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完全彻底为人民奋斗”。

  南昌起义过程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惊心动魄的英雄壮举,从红带兵浴血奋战占领南昌城,到24师教导队长共产党员陈守礼壮烈牺牲;从起义军酷暑南下艰苦行军,到壬田战斗、会昌战斗英勇克敌;从陈毅矢志追队伍、甘愿担任连指导员,到巾帼不让须眉为民奋斗不怕牺牲、不老“八仙”精神矍铄地为党工作;从福建长汀“革命者来”的宣传标语,到三河坝阻击官兵“誓死杀敌”的壮举;从“潮汕七日红”建立工农政权,到三河坝战役和流沙会议的军事决策;从朱德、陈毅率领起义军余部“穿山西进”开展“赣南三整”和发动打响湘南起义,到部队峰回路转奔赴井冈山走向新生,南昌起义中诞生的人民军队在前所未有的艰苦斗争中锤炼出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革命作风和风范。可见,人民军队创立伊始形成的八一精神,就彰显了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体现了“一代一代革命军人正是靠着向死而生的英勇决绝,形成了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伟大气概。”

  “敢为人先、勇于创新”是八一精神的品质。南昌起义中共产党人以大无畏革命勇气和胆略开拓奋进,以“实践第一”的气魄做了前人未做过的事,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上做出了宝贵探索,“敢为人先、勇于创新”勇气魄力彰显了八一精神与时俱进的时代气息。南昌起义首次将“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付诸实践,是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创造了彪炳史册的“八个第一”:“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创建一支党独立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开启了一条党领导革命战争和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武装起义和革命暴动,产生了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成员,涌现出一批人民军队的栋梁和开国将帅,铸就了一种光辉永存的革命精神八一精神,在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谱系中矗立起一座建军精神新坐标。”可见,人民军队创立伊始形成的八一精神,就彰显了战斗精神的伟大力量,体现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人民军队血性胆魄的生动写照”。

  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南昌起义对“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 “党的建设”进行创造性的实践,为形成党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作出了有益探索,是党从幼年向成熟转变的开始。在统一战线方面,南昌起义突破了党的“三大”以来忽略与资产阶级争夺统一战线领导权的局限,利用蒋汪之间和蒋汪与国民党左派之间的矛盾,联合国民党左派发动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起义。为保存起义火种,朱德游刃于蒋系、桂系、滇系矛盾之间,与滇军十六军军长范石生“在共同反蒋的口号下,建立了统一战线”,使“这支长期艰苦征战的起义军队伍得到适当的休整和补给”,最终实现了“朱毛井冈山会师”,奠定了中国革命和武装斗争胜利的基础。在武装斗争方面,南昌起义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积累了经验,作出了示范。起义当日,全歼南昌守敌3000余人,攻克南昌,取得了继北伐战争以来夺取中心城市的空前胜利,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南下途中又开展了运动战和阵地战,取得瑞金壬田之战和会昌之战等的胜利,特别是朱德领导起义军余部在湘南起义中,开始探索人民战争思想和游击战战略战术,成为开展武装斗争的样本和典范之一。在党的建设方面,南昌起义继承和发扬了国共合作大革命时在黄埔军校和军队中形成的党代表制度、政治部制度和党部制度的优点,“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得以发端。朱德、陈毅在南昌起义余部开展的“赣南三整”,“重新登记了党、团员,调整了党、团组织,成立了党支部”,还实行了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去,选派了一些优秀党员去基层担任指导员,从而“实现党对军队的全面领导”,为人民军队确立“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作出了独特贡献。可见,人民军队创立伊始形成的八一精神,就彰显了开拓创新的伟大力量,体现了“人民军队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从实践中探索规律,在世界军事史上书写了战争指导艺术不断创新的生动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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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承与弘扬:八一精神是民族复兴强大思想武器和精神动力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谱系百年形成和发展史。党在建军大业中淬炼出的八一精神,“在情感层面是救国救民和为国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先进阶级属性;在价值层面是公仆意识和处世原则,呈现出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情操;在意志层面是进取心态和创造品质,折射出革命英雄主义气魄”。八一精神作为人民军队创建伟大历史进程的精神升华,诠释了人民军队听党指挥、为民奋斗的坚定信念和执着追求,反映了人民军队从诞生之日起,就以坚决听党指挥的政治勇气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根植了英雄的人民军队永远不变的军魂和强大基因,是人民军队的核心价值和精神之源,是新时代强军兴军的思想基础。八一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谱系中重要的建军精神代表,集中体现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是经典红色文化宝库中的明珠,是中国革命精神长河中的丰碑。八一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子弟兵为国献身、为民奋斗的精神硕果,深深镌刻着爱国主义英雄本色,生动彰显了革命理想主义气概,书写出中华民族革命英雄主义时代篇章。八一精神作为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下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实现“两个一百年”交汇点上,迸发出无与伦比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精神动力,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八一精神则是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推翻三座大山、实现共产主义目标中产生的具有开辟新纪元意义的革命精神之一。在“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之际,把八一精神所蕴藏的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作风和伟大精神等与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有机结合、科学融合,是继承弘扬八一精神的迫切需要,更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弘扬革命文化的必然要求——

  继承弘扬八一精神,能使广大党员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真理,进一步做到学史明理。南昌起义“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从“打响第一枪”到“朱毛井冈会师”,八一精神反映出一代英雄豪杰和革命群众对共产主义事业不懈追求和矢志不渝跟党走的价值理念,造就了革命从低潮到高潮的契机,推动了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进程,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是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的精神密码之一。

  继承弘扬八一精神,能使广大党员增强“四个自信”,进一步做到学史增信。“八一功在第一枪”。八一精神在确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和制度以及在引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席卷全国的武装起义与暴动过程中,体现出“发端”“连同”和“榜样”的从容淡定和浩然正气,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危难时依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武装斗争的实际行动践行对共产主义的忠贞信仰、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和对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执着追求。以八一精神作为理想信念的滋养,可以使广大党员进一步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坚定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与热爱。

  继承弘扬八一精神,能使广大党员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进一步做到学史崇德。南昌起义所形成的八一精神,是无数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和光荣传统再现,是中华民族最优秀分子美德的具体写照:周恩来坚定信念高举义旗,誓言“险夷不变应尝胆,道义争担敢息肩”,殚精竭虑组织领导南昌起义;贺龙在面对命运考验和前途挑战时,表明“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的坚定意志,以及在艰难困苦时刻入党的坚强决心;朱德在起义失败军队即将溃散之际,在天心圩整顿中高呼“要革命的跟我走”,体现出追求真理、永葆初心、无限忠诚的坚强党性;此外还有叶挺、刘伯承、陈毅等无数优秀共产党人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英勇斗争、视死如归事迹和精神铸就了共产党人高贵的人格品德和道德风貌。继承八一精神,“有助于更好地锤炼个人私德、培塑为民公德和铸牢党性大德,把忠诚干净担当作为践行初心使命的最高标准和行为准则。”

  继承弘扬八一精神,能使广大党员在实践中增强干事创业本领,进一步做到学史力行。毛泽东曾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八一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以思想、精神、道德、情操、信仰和追求为质点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并由此而外化为人们美好的社会愿景和高度的行为自觉,赋予人们以正确的思想、坚定的信念、崇高的道德和远大的理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们的政党和党员将面临来自国际和国内种种复杂问题和巨大困难的挑战,将要面临大到治国理政小到具体单位部门的各项建设发展的考验。通过对八一精神深邃内涵的学习领悟,能够更加坚定理想信仰、筑牢宗旨情怀、肩负初心使命,实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总要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中,要像当年英雄们那样“坚定信念”,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要像当年英雄们那样“听党指挥”,永远“听党的话,跟党走”;要像当年英雄们那样“为民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像当年英雄们那样“敢为人先”,勇闯改革发展强国之路。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南昌起义与中国共产党建军精神研究》(18BDJ080)阶段性成果)

  (叶桉系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八一精神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刘琳系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八一精神研究中心讲师;

  李红浪系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八一精神研究中心教授)

英雄的壮举 伟大的开端——南昌起义的历史地位与意义

王小玲 刘小花

  2017年8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指出:“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我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南昌城头的枪声,像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使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革命的希望,在逆境中看到了奋起的力量。南昌起义连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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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响了我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启了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征程

  1924年国共第一次携手合作,开展了“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大革命运动。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正式出师北伐,北伐军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就迅速占领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席卷南方大半个中国。北伐战争的巨大胜利和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极大地动摇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势力在中国的统治,也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恐慌。正当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背叛人民,向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血腥的屠刀。

  1927年3月6日,蒋介石指使其亲信杀害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悍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5月17日,原驻宜昌的第14师师长夏斗寅率部进逼武昌附近的纸坊;5月21日,第35军第33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史称马日事变;接着,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在6月5日以“礼送出境”为名,把大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逐出江西,并开始查封革命团体,逮捕工农领袖;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叛变革命,宣布分共。在“宁可错杀一千,不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口号下,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成千上万的革命者倒在了血泊之中。一时间,神州大地笼罩在腥风血雨之中,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失败。据党的六大时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汪寿华、萧楚女、熊雄、陈延年、赵世炎、夏明翰、郭亮、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周文雍等党的著名活动家和领导人英勇牺牲。另据1927年11月统计,共产党员数量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5.8万人锐减至1万多人。

  严酷的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面临被赶尽杀绝的严重危险,中国革命处于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头。面对这种险恶的环境,敢不敢革命?怎样坚持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回答的两个根本性问题。英勇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所吓倒,他们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共产主义的信念。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使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就无法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就无法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无法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1927年7月中旬,刚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毅然决定三件大事: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组织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四省农民发动秋收起义;召集中央紧急会议,讨论和决定大革命失败后的新方针。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走上独立领导革命斗争的新道路。

  7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等赴九江了解情况,指导工作。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指示聂荣臻、贺昌、颜昌颐组成前敌军委,前往九江开展起义的联络准备工作。7月20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叶挺、聂荣臻等在九江举行谈话会,鉴于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态度日见右倾,认为“依靠张为领袖之回粤运动,很少成功之可能”,提议“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会议首次提出“在南昌举行暴动”的建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在九江同志的建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中共前敌委员会,并派前委书记周恩来赴赣领导。8月1日凌晨,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党掌握和影响的军队2万余人在南昌举行起义。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军歼灭守敌3000余人,占领南昌城,胜利的旗帜在南昌城头高高飘扬。南昌起义这石破天惊的第一枪,是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伟大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处于低潮,革命形势极为严峻的情况下不畏强暴、坚定信念的英雄壮举。陈毅曾深刻地指出:“以革命的武装斗争为主要的革命方式始于南昌。中国共产党当时倘使没有独立领导革命斗争的勇气,倘使不能坚决回答人民所提出的革命问题,中国革命就要走弯路,中国革命的胜利就要推迟。但中国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坚决勇敢地回答了人民所提出来的问题,新生命就开始了。”

  “八一功在第一枪”,南昌起义的一声枪响,使千百万革命群众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严重挫败后,又在黑暗中看到了高高举起的火炬;使中国人民重新看到了革命的希望,在逆境中看到了奋起的力量。继南昌起义后,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湘南起义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接踵而至,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如雨后春笋开始遍及全国,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2

  创建了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

  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还不懂得直接领导和掌握军队的重要性。1921年7月召开的中共一大,通过党的纲领的第一条即提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早期领导人周恩来、瞿秋白在党刊上相继提出, “没有革命军, 军阀是打不倒的”“中国国民革命里极端需要革命的正式军队”等观点。但此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关于组织军队的问题尚未实际开展。1926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军事运动议决案》,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正式作出的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明确“军事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决议还指出,“本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党,随时都须准备武装暴动的党,在民族革命的进程中,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决议虽然强调党要“进行相当政治宣传”,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但没有提出党应力争直接掌握军队的任务。这说明早期中国共产党对军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还缺乏充分认识,仍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对于群众运动的领导方面。

  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和国民党的血腥屠杀,促成中共对军事问题的认识和政策发生根本转折。在残酷的革命现实面前,共产党深刻认识到,不掌握军权,不独立创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不开展武装斗争,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因此,党决定立即转变革命斗争方针,开始建立自己独立领导的军队。

  “南昌首义诞新军,喜庆工农始有兵”。南昌起义是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光辉起点,中国人民开天辟地第一次真正有了自己的子弟兵。南昌起义胜利后,起义军整编后总兵力约2万余人,下辖3个军:第11军,军长叶挺;第20军,军长贺龙;第9军,副军长朱德。贺龙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叶挺为代前敌总指挥。整编后的军队,已经不再是国民党所属的旧式军队,而是一支由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战斗的革命军队。1933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通过决议:中国工农红军是由南昌起义开始组建的,并“批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规定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1949年6月1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命令,规定在军旗、军徽上以“八一”二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8月1日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南昌起义初步确立了党对人民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在政治上、纪律上和组织上,开始探索党对军队全面领导的实现形式。

  起义前,党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任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这是领导南昌起义部队及其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起义成功后,为了加强指挥,党在部队中设立和健全各级党的组织。部队绝大多数军、师一级由中共党员任政治部主任或党代表,团、连设指导员。如第11军党代表为聂荣臻;第20军党代表廖乾五,下辖第一师党代表方维夏、第二师党代表陈恭、第三师党代表徐特立。据萧克回忆:“南昌起义时,兵士党员很少,党员干部也不多,但都很听指挥。”

  此外,起义军还从加强革命纪律、树立革命信念入手,塑造这支区别于旧式军队的新型人民军队。毋庸讳言,南昌起义新诞生的这支部队刚脱胎于旧军队,难免带有各种旧军队的习气。据第20军第3师师长周逸群回忆:“当时部队军纪非常不易维持,以致于沿途拉夫鸣枪之事时时发现。行军途中,由于条件艰苦,很多新兵开小差、遗弃子弹等现象都时有发生。甚至出现战士们在饥饿后直接拿老百姓的瓜果鸡鸭充饥,引起群众的惶恐与反感。”针对这些情况,起义军及时整顿,宣布如有发现无故鸣枪及乱入民室者,就地枪决。同时,加强部队纪律教育。在对士兵宣传中,反复强调必须严格执行群众纪律。贺龙在告全体官兵书中要求:“我们对于民众尤其是对于一般贫苦工农大众,应加以保护,反对拉夫,对于商民也应该切实保护,不应该强行买卖。不然,我们便不是革命党,我们(进行的)乃是和新旧军阀一样的战争。”此后,起义军又发布军中布告,明确,“照得本部各军,富于革命精神;此次南昌起义,原为救国救民”。通过加强对起义军的思想政治教育,进一步坚定官兵的革命信念,打牢官兵自觉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基础。

  起义军南下广东遭遇军事失利后,朱德等部队领导人通过建立起坚强的组织机体,实施政治训练和思想教育,摸索实行党对军队思想、政治和组织的全面领导。朱德在率部转战途中开展了著名的“赣南三整”,其中1927年10月底进行的大余整编就是对部队进行组织整顿。这一次整顿,重点是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重新登记了党、团员,调整了党、团组织,成立了党支部。同时,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去,加强党在基层的工作,这对加强支部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在整顿党、团组织中,还选派了一些优秀党员去基层担任指导员,从而加强了党对部队的全面领导。部队经过这次整编,面貌焕然一新。虽然战士们衣衫褴褛,面黄肌瘦,但个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据粟裕回忆:“从此,部队的组织状况和精神面貌都大为改观,团结成了一个比较巩固的战斗集体。”朱德等对部队进行的一系列整顿,有力地巩固和团结了部队,为南昌起义军余部成功发动湘南起义和实现井冈山会师,为日后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和治军经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朱德同志从一开始就注重思想建军、政治建军。他领导南昌起义余部进行‘赣南三整’,在部队建立党支部,实现党对军队的全面领导。”

  党指挥枪是保持人民军队本质和宗旨的根本保障,这是我们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南昌起义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更从根本上孕育和铸就起人民军队“听党指挥”的不变军魂,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的最终定型与成熟奠定了坚实基础。

  3

  掀开了土地革命战争新时期,开启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可贵探索

  “八一南昌起义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之间的分界线,中国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南昌起义不仅是一次伟大的武装革命壮举,更是中国革命由大革命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折的开始,为毛泽东创立以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红色政权理论和实现“工农武装割据”作了重要的探索和有益尝试。

  南昌起义作为土地革命战争历史时期的序幕,对土地革命进行了初步探索。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构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土地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土地革命的口号。南昌起义决策过程中,提出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口号。李立三在《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中说:“在九江会议时,对土地革命的政纲已有不同的意见。(李)立三、(恽)代英主张须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政纲为暴动的目的。因为南昌暴动的主要意义就是要继续没收土地的斗争实行土地革命。(邓)中夏、(谭)平山反对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政纲,惟恐因此惹起反动势力更加联合的攻击和军队内部的分化。争论极烈,当日会议无从决定(两方人数一样),只决定报告中央征可否?翌日恩来到浔,始传中央的意见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的口号,方得最后的决定。”由此可见,南昌起义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实行“土地革命”的新政策。

  从南昌起义发布的一系列宣言和政纲来看,南昌起义体现广大工农群众根本利益,力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中央委员宣言》就明确提出了“实行解决土地问题奋斗……须正确而勇猛的以此种革命主张号召天下,唤起民众。”起义胜利当天,中央委员及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宣言》提出的政纲之一,就是“继续为解决土地问题,解放农民,打倒乡村封建地主之反动势力而奋斗”。起义总指挥贺龙在《告全体官兵书》中则郑重宣称:“我们此次革命的行动,既是为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问题而奋斗”。中共中央在1927年8月1日致前委的信中也明确指出:“南昌暴动,其主要意义,在广大的发动土地革命的争斗。”由于起义之后战事频繁,部队一直处在运动之中,未能有一个稳定的立足点,土地革命纲领难以付诸实施。然而对土地革命问题的探讨和摸索,却一直在进行之中。 把“土地革命”的口号付诸实施,是在起义军南征行动失败之后。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在湘南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发动湘南起义,先后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插标分田”,得到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拥护。

  南昌起义开始尝试把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相结合,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初步探索。南昌起义在革命的实践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党的工作重心不在城市, 而是在广大的农村, 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实践上开始寻求和探索由城市向农村的转变。

  首先,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建立根据地的构想中,就考虑和广东东江农民运动相结合。张国焘在1927年11月8日致中央扩大会议的信中说: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同志为前敌委员会书记, 其任务是去指导前敌方面的工作, 准备于必要时在南浔起义, 由赣东入粤, 与广东东江农民结合。”南下途中, 1927年9月《周恩来给中共中央的信——向潮汕进军的问题》也指出:“我方目的在先得潮汕, 海陆丰, 建立工农政权, 如情势许可, 自以夺取广州为佳。”“望电知粤省委另召东江潮汕工农响应一切, 以巩固工农政权及其武装。”1927年10月李立三再一次肯定“回粤号召农民暴动, 实现土地革命, 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这些史料表明南昌起义领导者虽然仍把大城市放在重要位置, 但此时南昌起义所要建立的根据地已不是大革命时期完全以城市活动为中心,而是包括了广大的农村地区。可见,随着革命形势的快速变化,起义领导者已开始注意到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

  其次,南昌起义军余部在农村找到了立足点, 最后走上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南昌起义后,中共中央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在最短期间暴动夺取广东全省的计划,暂时意见不可能”。指示起义军余部,“各就所在地与农民结合,努力实行农村斗争”。

  南昌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失利后,保留了两支队伍。其中,从乌石头突围的起义军1000余人,在师长董朗、党代表颜昌颐的带领下,历尽艰险到达海陆丰地区。1927年10月,中共广东省委致信海陆丰县委,指示“海陆丰的工作,应防止变成单纯军事行动的倾向。我们的运动,应注意在乡村中即刻实行没收土地,大杀土豪劣绅,而且我们要领导农民能长期斗争。”这支部队后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成为创建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主力。

  另外一支起义军余部,在朱德、陈毅、王尔琢等人的率领下,于1928年初进入湘南举行起义,创造了坚持数月之久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此后,又辗转到达井冈山,实现与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进一步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

  除此之外,南昌起义中许多革命者纷纷到达全国各地继续坚持斗争,播撒了革命火种,开始创建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土地革命的燎原之火:贺龙、周逸群、段德昌创建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许继慎参与创建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李文林参与创建了东固革命根据地;徐成章参与创建了琼崖革命根据地;黄道参与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雷经天参与创建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实践中,开拓创新, 迈出了宝贵而又艰难的第一步,揭开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开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战争的新时期。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一百年辉煌历程的重要历史节点。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用血与火的语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革命的必胜信念;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黑暗反动势力奋起抗击的英雄气概,对中国革命道路艰辛探索的百折不挠精神;书写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人民赤胆忠诚、英勇奋斗的革命情怀。南昌起义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革命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矗立的一座不朽丰碑!

  (王小玲系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馆长、研究馆员;

  刘小花系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陈列保管科科长、副研究馆员)

南昌起义是“听党指挥”的生动体现 ——从学党史视野看南昌起义

周根保

  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为什么在南昌城头打响?听党指挥, 是回答这一历史命题的“金钥匙”。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从学党史的视野,厘清南昌起义与“听党指挥”内在的辩证关系,对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之路的经验,意义重大。

  1

  南昌起义,是挽救革命、挽救党的伟大壮举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选择武装斗争?

  先听听毛泽东坦陈共产党人为什么要“上山打游击”的初衷。他说:“我是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有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

  再听听周恩来对南昌起义由来的回忆。1961年9月18日,周恩来视察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走过会议大厅,说:“南昌起义是对的,本该早动手……直到7月下旬,汪精卫已经公开反共了,再不动手,连剩下的武装力量也保不住。”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话深刻说明,决定发动南昌起义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在敌人屠刀下,认识了枪杆子的重要性;是共产党人为了挽救党、挽救革命,被迫拿起枪杆子……

  历史的真实记载,令人格外心潮澎湃——

  让我们把时间的指针拨回1927年……

  据南昌起义研究者张侠在《南昌起义研究》一书中记载:1927年7月25日,中央常委开会,同意了南昌起义计划;7月27日,周恩来在陈赓的掩护下,秘密到达南昌,把起义推进到发动的阶段。当晚,召开第一次前敌委员会会议,确定了起义相关事宜,决定把起义时间从28日推迟到30日;至7月29日,各方力量已云集南昌,起义计划只剩最后一笔……

  7月31日晚,起义部队仍在静寂中。但没有一人入睡。午夜,12时过后,砰!砰!砰!城内某处清脆地响了3枪,这是指挥部起义的信号。到8月1日清晨,枪声逐渐稀落,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城内敌人全部肃清,起义军歼敌3000余人,缴枪5000多支,还有大炮数门。

  起义成功了!

  在南昌这座英雄的城市,我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从这一枪开始,“听党指挥”——这个不朽的军魂,开始孕育、壮大、闪光……

  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从共产党人的重任和担当,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的根本原因。他说:“正当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背叛人民,向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血腥的屠刀。一时间,神州大地笼罩在腥风血雨之中,中国共产党面临被赶尽杀绝的严重危险,中国革命处于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头。在严酷的斗争和血的教训中,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就无法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就无法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无法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

  批判的武装不能代替武装的批判,中国共产党从血的教训中,悟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从国民党反动派屠刀下,悟出了只有拿起枪,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才能担当中国革命的使命,才能改变人民的命运,才能完成共产党的初心!

  南昌起义的发动,是共产党人“听党指挥”的生动体现!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仁人志士,不屈不挠,开始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但都没有成功。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得以成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奋斗目标。

  但中国革命怎么搞?一直处于迷茫的探索中。

  1924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人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把工作重点主要放在组织和宣传工农运动上,放在帮助国民党如何壮大发展国民革命军上……

  中国革命的航船,在共产国际的错误导航下误入歧途。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7月15日,汪精卫宣布正式同共产党决裂,并提出“宁可错杀一千,不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口号。政变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大屠杀,武汉地区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

  中国革命,在莫斯科遥控指挥下,一步步陷入困境。

  大革命失败和国民党的屠杀,使中共对通过军事工作完成历史使命的认识,有了根本转变。

  南昌起义的发动,正是这一转变的重要标志。

  从南昌城头的枪声,到北京天安门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终于实现了“站起来”的伟大目标。南昌起义,不仅诞生了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揭开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而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向民族复兴的伟大开端。

  2

  “听党指挥”,是南昌起义英雄壮举的根本动力

  南昌起义打响前,中国共产党还未独立组织、领导、指挥过完全属于自己的军队。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反革命势力甚嚣尘上。在这严峻时刻,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选择是:要么任人宰割,坐以待毙;要么高举义旗,奋起反抗。

  南昌城头的枪声,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被杀绝,他们从血泊中爬起来,擦干身上的血迹,拿起枪杆子,继续战斗……

  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当年大多是身居要职的高级将领。是救国救民的历史使命,把众多中华民族精英聚集到了南昌。他们的英雄壮举,堪称“听党指挥”的典范。

  贺龙曾说:“我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不是一时的冲动,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什么目的,而是当时我就选择了今后一生要走的道路,那就是坚决跟共产党走。作出这个决定,我花了七年的时间……我是农民出身,农民的苦难我是亲身感受过的,那时军阀政客争权夺利,腐败堕落,我感到只有跟着共产党,国家、军队和个人才有出路。因此下定了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决心,再没有动摇过。”

  萧克回忆,朱德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立了很多战功。1922年朱德36岁时,已经当上了滇军旅长,金钱地位权利唾手可得。但就在这时,他接触到了共产党的学说和主张,毅然抛弃到手的高官厚禄,到德国学习先进思想。在德国,朱德与周恩来相识相知,并如愿加入共产党。后来,朱德从德国转到苏联学习,并在1927年来到南昌,参加了南昌起义。

  贺龙的坦诚,朱德的执着,凝集着老一辈革命家对“听党指挥”、为民奋斗历史使命的真诚和执着。

  南昌起义发生的许许多多故事,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革命先辈“听党指挥”的政治自觉。

  在汪精卫步蒋介石后尘叛变革命后,共产党员叶挺何去何从,十分引人关注。叶挺时任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4师师长,每月有几百块大洋收入,又是北伐名将,战功卓著。面对国民党方面的利诱,叶挺毫不动心,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听党指挥”投身起义之中。据聂荣臻回忆,1927年7月中旬中央在武汉开会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后,周恩来匆匆赶到军委传达,指定聂荣臻等三人为前敌军委,聂荣臻为书记。前敌军委任务是先到九江,通知叶挺做好起义的准备。叶挺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向组织明确表示,竭尽全力,完成任务。在南昌起义中,他率领的部队,成为起义的主力。

  在南昌起义中,刘伯承是周恩来军事上的得力助手。周恩来参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在军事参谋团的办公室,深情回忆道:“开始参谋团没有人任参谋长,我就指定伯承做,起初他谦虚不肯答应,说:‘我怎么领导你和叶挺、贺龙呀!’后来我说,‘一定要你做’,他才接了这个职务”。停了一会儿,周恩来又说:“伯承是在八一南昌起义立了功的,他一贯周到细致,作战指挥很有办法。”

  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聂荣臻作出了特殊贡献。起义前夕,周恩来交给他一个任务,要他设法把驻在九江至马回岭的第二十五师,拉到南昌参加起义。聂荣臻单枪匹马来到马回岭,与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斗智斗勇,巧妙周旋密谋策划,几乎三天三夜未合眼,靠孤胆与智慧,单枪匹马拉出来该师两个团和一个重机枪连。这支部队后来随朱德上了井冈山,成为井冈山的主力军之一。

  在南昌起义中,彭湃、恽代英、谭平山等革命先辈,也留下了许多“听党指挥”的生动故事。南昌起义的史料表明,“听党指挥”,不仅是南昌起义的根本动力,也是革命先辈创造历史奇迹的力量源泉。朱德上井冈,就是有力的例证。

  3

  “听党指挥”,是朱德率领起义军余部走上井冈山的精神支撑

  1927年8月3日,前委按照中央原定计划,率起义军开始了南征行动。因敌军围追堵截,起义军遭受了重大损失。当时,失败主义笼罩全军,不少人主张分散活动,等待上级指示。而四周敌人共有5个师约4万余人,来势汹汹,企图扑灭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起义军处境极端险恶。就在这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朱德怀着对党的忠诚,以非凡的革命胆略和英雄气概,挺身而出,毅然担起将部队带出困境的重任。

  1927年10月7日,朱德在饶平茂芝全德学校主持召开20多人参加的军事会议,针对会上有人提出要解散队伍的意见,他振臂一呼:“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八一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和同志们团结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他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作出了“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战略决策。

  朱德后来在回忆时说:“从此以后即开始转入正确的方向——游击战的方向,不是采取过去占大城市的办法,而是实事求是,与群众结合,发动群众起义,创造革命根据地。”

  朱德率领起义军北上西进转战历时半年之久,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一书中,有一段生动的描绘:“这支小小的革命纵队穿过闽粤赣的群山时,朱德表现了他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决心。他们夜晚行军,白天就在丛林中露宿。不论是行军还是休息,那些要求解散部队的人和那些坚持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的人,始终在激烈辩论……”

  朱德曾说:“至于我自己,只要还有一个人和我留下来,我就继续战斗;就是这个人也开了小差,我敢说,我还能发动起另外的人。我拒绝向军阀主义投降。我已经选定了人民革命的道路,我要坚持到底。”

  朱德朴实无华的心声,展示了他“听党指挥”的初心。可以说,这也是对朱德一生“听党指挥”最为准确的注解。

  朱德领导的湘南起义,是起义军走向农村,把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一次伟大实践——

  在湘南起义中,起义军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第一次创造了起义军、农军和农民自卫队三结合的武装体制;第一次开展“插标分田”,把土地革命的口号落到实处;在智取宜章之后,着手创建工农革命政权,打出工农革命的红旗。

  湘南起义,遍及二十几个县,百万人参加,革命风暴震惊全国。1928年3月,敌人组织七个师的兵力,对起义军进行联合围剿,朱德采取且战且退的办法,撤出湖南,直奔井冈山,实现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朱毛会师。

  4

  “听党指挥”,是从南昌起义开始孕育的不朽军魂

  南昌起义,不仅开创了一个新时期,诞生了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而且开始了铸造我军军魂的伟大实践。历史证明,南昌起义之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一直作为铁血军魂被熔铸于军队建设之中。

  南昌起义的全过程,始终贯穿了“听党指挥”的主线。

  南昌起义史料表明,人民军队诞生之初,已初步提出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基本思想,规定了人民军队担负的重大任务,提出了人民军队革命纪律、政治建设等重要内容,明确提出“党的作用高于一切”“党的组织是一切组织的来源”等原则。起义后不仅任命了由中共党员担任的各级部队党代表,而且在军队设立了师、团党委、党支部,在连、营设立了党小组,体现了党对军队的全面领导。

  1927年8月3日起,中共前委按照原定计划,指挥起义军分批撤出南昌,并在大余休整几天,对部队进行整顿。大余整顿首先严明纪律,规定缴获的东西要归公,在思想教育的基础上整顿党、团组织,成立党、团支部。后来又根据当时面临的新形势,在崇义上堡整训中,对部队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朱德后来回忆说,通过这次整顿,“部队走向统一团结了,纪律加强了,战斗力也提高了。”

  粟裕在追忆这段历史时说:“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党员的核心模范作用,加强政治教育作用,是使部队重新焕发生机的唯一途径。当时部队还有党、团员五六十个人,党、团员人数不到群众的十分之一,但在重新登记后,健全了党、团组织,党、团员被派到各基层连队去,政治工作也加强了,部队的组织状况和精神面貌都大为改观。这时全队虽只有七八百人,比起从饶平出发时,只剩下了三分之一,但部队质量更高了,是大浪淘沙保留下来的精华,已成为不灭的革命火种,这就为以后开赴湘南、奔上井冈山,打下了牢固的政治组织基础。”

  南昌起义参加者杨志成,在回忆起义军这段艰苦的日子时说:“回想起来,当时部队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是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在起着作用,那就是党的坚强领导。记得在那最困难的时候,战士们常常看见朱德、陈毅等负责同志,他们穿插在行军行列里,肩上扛着动摇分子扔下的步枪,或者挽扶着病号,他们一面走一面和士兵讲解革命道理,指出革命的前途。沿路上,党代表陈毅同志曾经不止一次的召集我们这些党员谈话、开会,要求党员们切实掌握好部队……这样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混乱和动摇渐渐减少了,终于将这支部队保存了下来。”

  历史雄辩地告诉后人,起义军千里转战,最后登上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的艰难历程,就是“听党指挥”的生动注释。

  历史已经证明,保留下来的这支七八百人的队伍,是大浪淘沙的真金,是南昌起义军的精华,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了对党的坚定信念,他们个个是“听党指挥”的践行者,人人是军魂铸造的亲历者。

  “听党指挥”——这个重大的建军原则,从“南昌城头一声枪响”那一刻起,开始成为我军不朽的军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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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

  有人曾经问,南昌起义后,起义军所剩无几,在短短二十二年后,它依靠当初的那点“星星之火”,成功建立了新中国,靠的是什么力量呢?

  靠的是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伟大力量。

  靠的是人民军队“听党指挥”的政治自觉。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听党指挥是强军之魂”。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他又强调:“人民军队必须牢牢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把这一条当作人民军队永远不能变的军魂”。

  这不仅是对南昌起义、人民军队成长史的总结,更是对建设世界一流新型人民军队的庄严宣示。

  南昌起义的伟大壮举,生动诠释了“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的伟大真理。

  回望南昌起义那难忘岁月,不难看出,人民军队由弱到强,从苦难到辉煌,一个重要法宝就是“听党指挥”!

  “听党指挥”,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我军不变的军魂。

  “听党指挥”——这个刻印在南昌起义将士灵魂深处的鲜明标记,已经穿越历史时空,在人民军队九十余年的历程中,熠熠生辉。

  (作者系原南昌军分区司令员、南昌八一精神研究会原执行会长)

党的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在南昌起义中的贡献与作用

钟爱保  宗妍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人在初心使命的驱动下,在生死存亡面前,奋起抗争,艰难前行,在南昌城头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南昌起义是中共党史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用“三个伟大事件”高度评价南昌起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周恩来、朱德是南昌起义的指挥者和重要领导者,他们以坚定的革命信念、执着的革命追求和勇于担当的革命品格,在历史转折的艰难时刻带领中国共产党人走出了一条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新路,向世人展示了我们党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和无所畏惧的革命勇气。毛泽东则及时接应南昌起义的余部上井冈山,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壮大,为中国革命的未来保存了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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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临危受命,勇于担当,发动南昌起义

  1924年,周恩来从欧洲来到广州,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在黄埔军校、东征、北伐、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等革命实践的历练中,周恩来都展示了出色的组织领导能力。1927年4月底5月初,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委员,五届一中全会上又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此,他走进了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直到去世,长达半个世纪。大革命失败后,党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周恩来被委以重任,成为这一影响中国革命进程和方向事件的核心人物。他在起义的酝酿、筹备和发动中起了关键作用,充分体现了信念坚定、勇于担当的优秀品质。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周恩来同志是勇于担当、鞠躬尽瘁的杰出楷模。”

  (一)危局转折时,奋力担当。很长一段时间里,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不清晰,甚至是忽视。一大党纲虽提出了“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但实际上,“因为党员少,组织农民和军队的问题成了悬案”,我们党的精力主要还是放在组织、发展工人,推动工人运动上。1938 年 11 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直至一九二六年参加北伐战争的五六年内,是认识不足的。那时不懂得武装斗争在中国的极端的重要性,不去认真地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不去注重军事的战略和战术的研究”。对“枪杆子”的忽视,使我们党在大革命失败时处于极其被动的局面,党的力量遭受极大损失。

  周恩来“是我们党最早认识武装斗争重要性和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之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周恩来于危局中多次向中央提议,组织武装力量,讨伐蒋介石。1927年4月16日,周恩来在中共特别委员会会议上发言强调:“军事上,武汉方面对于老蒋无积极对付的方策。”“照我们观察,对于老蒋军队并不无法,且应先解决老蒋然后可以北伐。现在我们应打一电报给武汉方面提出抗议,要求赶快决定打东南的方策,马上派得力人员来东南准备军事活动。”会后,周恩来起草了致中共中央意见书,强调趁蒋介石东南政权还没稳固,应“迅速出师,直指南京”。5月下旬起,周恩来开始主持中共中央军事工作,他努力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军事上来。为了应对危局,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确定武装起义的新政策后,周恩来等把聚集在武汉的共产党员派往各地,以掌握工农武装力量。同时将党内一些从事军事工作的骨干人员集中于南昌、九江一带,做联合张发奎反粤的工作。7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会议作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决定后,年仅29岁的周恩来毅然接受命令,前往一线指挥战斗,7月26日赶赴九江,召开会议,传达中共中央的决定,7月27日来到南昌,当晚就在江西大旅社成立前敌委员会,对起义的相关事项做出周密部署。

  (二)起义关键点,勇于担当。在起义最后的实施阶段,面对来自张国焘的干扰,周恩来扛住了重压,使起义得以顺利举行。困扰与阻力源自起义前共产国际的回电。南昌起义的决定最初是得到了共产国际鼎力支持的。联共(布)代表鲍罗廷对起义十分关注,1927年7月13日,他和瞿秋白秘密上到庐山,参与商讨南昌起义的计划。事毕,鲍罗廷下山回武汉,启程回国。共产国际新代表罗明纳兹7月23日到达汉口。在关于南昌起义问题上,罗明纳兹也表示赞成。但最终共产国际对南昌起义的回电却是:“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这封语气模棱两可的共产国际的电报,给起义前委造成一定的困扰。因为,这样一封回电可以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解读,一是可以解读成共产国际对南昌起义没有信心和把握,不予支持;另外还可以有一种全然相反的解读,即“除非毫无胜利机会,否则南昌暴动是应举行的。”

  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认为在南昌,我军有绝对优势,胜利有绝对把握,不只是“有点”,而是稳操胜券,因此,当然是应当干的。干,是符合共产国际来电精神的。于是,坚定作出了起义的决定。但在起义即将发动的紧要关头,长期处于党的核心层的张国焘却以共产国际的电报为借口,千方百计想阻止南昌起义。7月29日,张国焘发出两封密电,提出“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候他到再决定”。30日上午,张国焘来到南昌,立刻召开前委会会议,他以共产国际电报为由,坚持起义要慎重,“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将在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 所以目前形势,应极力拉拢张发奎,得到张之同意,否则不可动。”当时周恩来与其他前委委员对此都持反对意见,认为“暴动断不能迁移(延),更不可停止,张已受汪之包围,决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在客观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的地位,再不能依赖张。”为此,周恩来拍了桌子,愤然以辞去前委书记相抗争,他愤怒地说:“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罢。”争论几个小时之后,因为张国焘代表中央意见,不能以多数决定,当时争议问题未能解决。然而,情况已十分紧急,据《参加南昌暴动兵力概要表》记载,南昌起义前夕,我们党在南昌城内的武装有23000多人。虽然当时,国民党在南昌城内只有朱培德、程潜的队伍几千余人,但南昌周边却是敌军云集,总计十余万之众。觉察到叶挺、贺龙部异动后,7月28日汪精卫亲赴庐山,约见张发奎、朱培德等,随后又召集各师长面谈,要求加紧“清共”行动。杀机毕现,双方都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如果此时遵循张国焘意见停止行动,我党手中仅有的军事力量必将葬送,党也将陷于更困难、更被动的境地。所以,到31日晨开会时,张国焘再次以修改宣言为借口,提出推迟起义时间,周恩来识破了他的拖延战术,说:“回头还是我来改吧。”经过斗争,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南昌起义终于打响了。

  (三)起义失利后,竭力担当。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潮汕失利后,部队又陷入困境。10月3日,周恩来和其他起义军领导人在流沙召开了关键性的决策会议。流沙会议是南昌起义军在军事上处于险恶的情况下召开的。这时,周恩来正患疟疾,高烧达40摄氏度,身体状况很差,但他仍坚持主持会议。会议扼要地总结起义军南下之后失败的教训,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决定取消国民党旗号,打出红旗;武装人员撤往海陆丰与当地农军会合,将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结合起来,准备作长期斗争;领导人撤离战区转移至香港、上海另行安排工作。流沙会议的决策是适合当时情况的,为以后中国的革命斗争保留了一批革命领导干部和部分武装力量,特别是为东江地区各县苏维埃政权和大南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会后,周恩来被人抬着向海陆丰方向撤退。

  周恩来在整个南昌起义的过程中向世人展现出了一位核心领导人物非凡的政治智慧与政治担当。经过南昌起义的锻炼,周恩来在政治上、军事上更为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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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德屡立奇功,果敢抉择,保存革命火种

  朱德是南昌起义的重要领导者,在起义的统战工作、军事工作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他参与领导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他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上井冈山,同毛泽东同志率领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点燃土地革命战争的燎原之火。”

  (一)统战工作,屡立奇功。1927年1月,朱德受中央委派到南昌做统战及兵运工作。在起义的准备阶段,朱德在武汉接受尖兵任务,先行去南昌准备。对此,有人怀疑他是否能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周恩来同志解释说,朱德同志是我党擅长军事的人才……他军事学术造诣很高、政治嗅觉很灵敏,他对敌人的战术思想和战术手段都有精心研究,他善于捕捉战机,办事果断勇敢。现在要他先行准备,必能完成起义前的准备任务。”后在朱培德的推荐下,朱德先后担任了军官教育团团长和南昌公安局局长两个重要的职务,这让他能名正言顺地进行各项工作。朱德积极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收集情报,将南昌城内敌人的番号、数量、武器装备及城防部署等情况,绘制成了一张“敌军分布草图 ”。起义前夜,朱德为拖住敌人,专门宴请滇军第三军第二十三团团长卢泽民、第二十四团团长肖曰文。席间,得知叛徒告密,立即将消息告知贺龙,使起义提前两小时打响,朱德再立一功。

  在部队南下过程中,朱德巧妙利用与滇军将领杨如轩、范石生的私人关系,掩护部队脱困。从南昌出发前,朱德动员驻防临川的国民党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加入革命队伍。杨如轩虽没有答应,但给起义军让出一条南下的大路,使部队得以顺利通过临川。11月上旬,朱德率部再次进入杨如轩的防区,他跟杨如轩借地休整,并适时组织起义部队开展了“上堡整训”。“上堡整训”后,为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朱德又利用与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的深厚友情,开展合作。11月21日,朱德与范石生在汝城会晤,经过密谈,商定在来去自由的基础上,起义队伍编为第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〇团,朱德化名王楷,任四十七师副师长兼一四〇团团长。随后,范石生给一四〇团补充了枪支弹药等各种军需物资,让南下的起义军得到了一次难得的休整和补给机会。不久,朱德的部队被蒋介石发现,范石生念及同学旧情,让朱德迅速离开。临走时,范石生还送给朱德几万元现洋作为路费。

  (二)果断决策,开辟新路。1927年10月上旬,从三河坝突围后,朱德率部来到饶平,“这时,师和团的建制还存在,约两千人。加上从潮汕撤下来的零散部队和人员,共有两千五六百人。”而“敌人的大军压境,麋集于潮汕和三河坝地区的国民党反动军队有五个多师,共约四万人左右,其势汹汹,企图完全消灭我军,扑灭革命火种。”在革命前景黯淡、生死一线之际,到底怎么办?临时负责的朱德毅然做出决断,提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前往湘南。此后,朱德、陈毅率领起义军余部,转战湘赣边界,及时把军队由城市拉向农村,将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开辟出农村革命的新途径。1928年初,湘南起义失败后,为了保存军力,朱德、陈毅又果断地将部队撤出湘南,向井冈山地区转移,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汇成中国革命的铁流,使我们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大旗举得更高、更牢。

  (三)赣南三整,保存火种。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之所以得以保存,关键是朱德进行了“赣南三整”,对部队不断地加以改造,通过树牢信念、稳定军心、加强组织、提高战力,解决了部队当时紧迫的思想、组织和军事问题。在天心圩,朱德进行了一场激动人心的理想信念教育,他激励士兵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 ” 他还说:“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好比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一九一七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一九一七年’的。只要能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天心圩整顿,是起义军余部转战途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经过整顿,统一了思想认识,扭转了部队中的混乱局面,大家逐渐坚定了理想信念,看到了光明前途。在大余,为了保证党对军队的政治领导,朱德、陈毅及时对部队进行整编,着重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首先,整顿党、团组织,成立党支部。”粟裕回忆说:“实行了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连队去,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这是对于这支部队建设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措施。”这解决了党的工作不能深入到基层和士兵中去的困境。在上堡,一方面加强军事战术训练,另一方面,进一步进行了纪律教育,确保我们的党、我们的军的良好形象。“赣南三整”与“三湾改编”几乎是同时进行的,都是我们党在军队建设方面积极探索的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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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及时策应,主动对接,促成井冈会师

  (一)在南昌起义纲领性文件中署名。在1927年8月1日早晨,发表了南昌起义胜利后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中央委员宣言》。这是一个由党的前委起草的统一战线文件,其中声讨了蒋、汪对革命的背叛,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我们党的主张,及时表明了我们党的人民立场。毛泽东虽然没有直接参加南昌起义,但他参与了这个重要文件的署名。

  (二)积极关注南昌起义部队下落。1927年10月上旬,毛泽东上井冈山后不久,就派何长工下山寻找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同时也探听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希望早日与南昌起义部队取得联络,形成呼应之势。几经辗转奔波,12月中旬,何长工在犁铺头找到了朱德和陈毅。1928年1月,何长工在遂川向毛泽东汇报了联系的情况,并转达了朱德希望与之加强联系的意向。1928年3月上旬,应湘南特委的要求,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两个团向湘南开进,支援湘南起义。毛泽东亲率第一团楔入桂东和汝城之间,又派毛泽覃率特务连前去与朱德联络。3月间,刚刚结束混战的粤、桂、湘军阀暂时妥协勾结,以七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对湘南进行“协剿”。为保存实力,朱德、陈毅决定撤离湘南。3月下旬,毛泽覃到达耒阳,向朱德汇报了毛泽东部的行踪。于是3月29日,朱德正式下达了撤离的命令。

  (三)主动接应起义余部上井冈山。1928年3月,毛泽东在酃县中村得知朱德部在湘南失利,并遭敌人南北夹击的消息后,命令部队分两路前去接应。毛泽东亲自率部接应的消息被敌人获悉后,以李朝芳为“湘南剿匪总司令”和范石生为“剿匪前线总指挥”的湘粤敌军,加紧了攻势,并下达了合围的命令。形势十万火急,为使朱、陈部安全退出湘南,毛泽东毅然承担了掩护与决战的风险。4月初先后攻克桂(东)汝(城)边界的寒岭界,击溃反动武装何其朗部、土匪武装胡凤章部两个排,一举攻占了汝城县城。此后,为避敌锋芒,毛泽东率部退出汝城,回师井冈,在酃县水口又阻击了湘敌吴尚部第八军程泽润师的张敬兮团和罗定的攸茶挨户团,为朱、陈部从沔渡一带安全退往宁冈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在毛泽东部的掩护下,朱德、陈毅率部万人先后退入宁冈。

  1928年4月下旬,朱毛顺利会师。井冈山早期斗争的参与者谭震林曾说过,“南昌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之前,我们都是守势,守住山头就不错了,下山打这个打不过,打那个也打不过,战斗力非常弱。而南昌起义队伍上山后,因为军官大多数是黄埔军校毕业,士兵都是北伐的铁军,军事素质好,作战有一套办法,使井冈山战斗力大增。”会师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力量大大增强,从而为开创中国革命的光辉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军事基础。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周恩来和朱德在南昌起义的主动担当与作为,掀开了中国革命史的新篇章,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航向,“使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革命的希望,在逆境中看到了奋起的力量。”而毛泽东及时策应南昌起义军余部,为中国革命保存了中坚力量。之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三人在革命道路上携手并肩,共同抵抗暴风骤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与此同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三人也逐渐成为我们党内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中的核心人物。在他们的带领下,我们党带领中国革命不断走出困境,走向辉煌,最终夺取了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钟爱保系市委党校副校长;

  宗妍系市委党校副教授)

南昌起义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实践

刘俊燕 刘海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序幕。可以说,这是一次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成功实践。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策略思想经共产国际传入中国,并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胜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一大重要法宝。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与中国革命最早的结合就是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在这个策略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了深入合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背叛了革命,我们党又以维护和坚持统一战线为目的发动了南昌起义,并加深了对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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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国民革命统一战线为南昌起义走向胜利提供了基本准备

  1、中国共产党国民革命统一战线为南昌起义提供了理论准备。

  马克思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传入中国后,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经历了一个认识和实践的过程。早在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提出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并决定邀请国民党等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这个决议改变了我们党在一大时提出的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的规定,初步提出了统一战线的方针。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失败又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阶级虽然有坚强的革命性,但人数毕竟比较少,如果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就不可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因此,到1923年6月,中共三大就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进行合作的指示,并认为,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决定在保持中国共产党独立性的条件下,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重要任务。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标志着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国民党一大宣告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形成新三民主义,并且确认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两党合作的原则,选举产生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党中央领导机构。改组后的国民党成为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治联盟,其本身就成了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新三民主义的政治主张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治纲领若干基本原则是一致的,因而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这也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1924年5月,中央关于《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决议案》又强调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和加强对工人运动领导的重要性。到1925年,中共四大决议案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

  为了从理论上统一全党对中国革命的对象、领导力量和同盟军等重大问题的认识,毛泽东于1925年11月和1927年3月,先后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重要文章。在这两篇著作中,毛泽东提出了若干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例如,关于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正确地认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妥善地处理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策略思想;关于放手发动、积极领导农民运动的策略思想;关于在农村中坚决贯彻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之阶级路线的策略思想;关于建立农民政权以强化工农联盟的策略思想;关于武装农民以加强党在统一战线的斗争能力的策略思想,等等。这些策略思想是毛泽东在分析中国现状、总结群众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对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具有重大的意义。

  2、中国共产党国民革命统一战线为南昌起义提供了群众基础。

  中国民主革命能否取得胜利,关键是能否动员和组织广大工农群众支持、参加到这个革命中来。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形成后,北伐战争顺利进行,中国革命的步伐不断加快。

  中国共产党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客观上为南昌起义提供了庞大的群众基础。一方面,在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号召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深入人心,国民革命获得了来自全国各界进步团体、组织和人士的拥护和支持。南昌起义之初,在南昌汇集了不少国民党左派人士和一些国内著名的民主人士,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如,杰出的国民党左派人物姜济寰,南昌起义爆发时,他是江西省政府代理主席,他的身份对南昌起义的成败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周恩来指示徐特立和林伯渠利用旧友关系去做姜济寰的统战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和积极争取下,他坚定地站在了中国共产党一边,参加了南昌起义,进一步改变了南昌城内的敌我态势,很好地掩护了起义部队,在起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另一方面,在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号召下,各地工农学生运动蓬勃发展,积极响应和支持了国民革命,为南昌起义的爆发赢得了广大工农和学生的民心民意。在许多地区,工人建立了武装纠察队维护革命活动成果。上海的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了配合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到1927年6月,全国已有201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人员发展到1000多万人。在南昌,工农运动亦是蓬勃发展,工人、农民和学生的思想觉悟得到不断提高,涌现了一大批像赵醒侬、方志敏等一样的革命青年。南昌起义前夕,参加起义的部队从九江开赴南昌途经涂家埠大桥时就获得了铁路工人的关键帮助。当时,因敌人抢先破坏了这座大桥,起义部队极有可能不能按时赶到南昌,当地铁路工人得知起义军要赶往南昌便连夜抢修铁路桥,使得起义军顺利抵达南昌。

  3、中国共产党国民革命统一战线为南昌起义提供了人才保证。

  随着大革命轰轰烈烈的发展,国民革命深入人心。虽然以蒋介石和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背叛了革命,但是,国民党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左派及其下层党员,是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和拥护新三民主义的。因此,当面临大革命失败,国民革命向何处去的时候,这些国民党左派及其下层党员,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加入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队伍,有力地促成了南昌起义在南昌的胜利。其中,最为关键的人物就是贺龙和朱德。

  贺龙在南昌起义前期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对象,为南昌起义的成功举行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中直接掌握的革命武装仅有两个师,只有依靠统一战线团结和争取其他军事力量才能确保武装起义的胜利。当时贺龙是国民革命军二方面军第二十军军长,下辖3个师约7500人。早在1926年7月,周恩来就派周逸群到贺龙部队工作,对贺龙及其部队产生了重大影响。1927年7月初,周恩来又亲自拜访贺龙,向他分析和讲述革命形势,希望他能和共产党站在一起。在南昌起义前夕,贺龙就表态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当时贺龙还不是共产党员,周恩来代表前敌委员会任命他为起义军总指挥。至此,我们党获得了一位日后坚定拥护革命拥护共产主义的战士,这是中国共产党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胜利。

  朱德在南昌起义前后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执行者,为南昌起义余部走上井冈山保留革命火种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1927年1月, 朱德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前往南昌,转到当时正驻扎在南昌、九江、吉安一带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朱培德部(即原驻粤滇军,后改为第五方面军)工作。朱德同这支滇军部队的高级军官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军长朱培德和师长王均、金汉鼎等都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班同学,以后又长期在滇军共事, 交情很深,还有一些旧部和老同事也在这支部队里。朱德充分借助其在滇军中的声望与同学旧谊,巧妙开展统战工作,不断发展壮大革命力量,为南昌起义的爆发、南下和余部走上井冈山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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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昌起义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走向自觉提供了实践基础

  1、南昌起义第一次把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结合起来。

  早在1926年,斯大林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中指出,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但是,由于历史和一些客观原因,在南昌起义之前,中共中央一直都不是很重视武装斗争。1927年4月和7月,当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时,当时的中共中央仍在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对国民党右派采取妥协退让态度,不仅对建立直接领导的军事武装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且还进一步自行解除了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武装。

  据后来中共六大的不完全统计, 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反动派屠杀的革命群众达31万之多,共产党员数量也由大革命高潮时的近6万人锐减到不足1万人。在严酷的斗争和血的教训中,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就无法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就无法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无法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于是,在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时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行径,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声明,中国共产党将继续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愿意同国民党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7月下旬,临时中共中央决定集合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国民革命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联合以张发奎为总指挥的第二方面军南下广东,会合当地革命力量,实行土地革命,恢复革命根据地,重新进行新的北伐。随后,临时中共中央指派周恩来为前委书记,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和彭湃组成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前往南昌领导武装起义。

  1927年8月21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规定“中国共产党应当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继承国民党正统”。这一决议虽具有历史局限性,但它表明了那个转折时期共产党人坚持孙中山革命旗帜的坚定决心,也是我党在十分严峻的形势下坚持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最后努力。这个时候的统一战线与以往最大的区别是,它是一个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的革命统一战线。

  2、南昌起义从实践中认识到统一战线领导权的问题。

  早在中共四大上,中国共产党就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问题,指出:“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指导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而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

  坚持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是统一战线的根本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也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如果说,早期中国共产党是从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斗争失败基础上认识到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的话,那么早期中国共产党从实践中认识到统一战线领导权问题则是在南昌起义中。南昌起义爆发时,由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力量并不足够强大,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因此,起义之初举起的仍然是国民革命的旗帜,仍然把国民党的左派及其下层党员作为是可以团结的力量,仍然用国民党左派名义号召革命,仍然拥护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在暴动于南昌城取得胜利之后,前委以国民党左派名义发表了《中央委员宣言》,揭露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种种罪行,表达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和继续反对帝国主义、新旧军阀的斗争决心,并于1927年8月1日上午,召开了有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贺龙、林祖涵(伯渠)、叶挺、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恽代英、徐特立、彭湃、郭沫若等25人为委员。南昌起义此时虽然仍然沿用的是国民革命军的旗帜,打的是国民党左派的名义,但是,事实上,掌握武装起义的是中国共产党。

  南昌起义时,虽然仍然沿用国民党的旗帜,并以此继续号召和团结各阶层人民共同革命,但是,它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所主张的统一战线策略有了质的转变。这个时候的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不仅开启了武装斗争的新形式,而且是中国共产党所独立领导的统一战线的开始。

  3、南昌起义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转变。

  大革命时期形成的国民革命统一战线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以反帝反封建为革命任务,联合了社会各阶级力量的联盟。而南昌起义时实行的统一战线策略特点则是在国民党的旗帜之下,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领导原则,团结尽可能多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共同革命。在决定南昌起义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和起义的领导人都明确提出以土地革命为政治纲领和主要口号。如起义前夕,李立三等在考虑立即实施武装起义时即提出以“没收大地主土地”和“实行劳动保护法为暴动之目的”;又如,中共中央在决定起义时,也明确提出应“以土地革命为主要的口号”。起义战斗胜利后,发表的《中央委员宣言》以及《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告全体官兵书》都一再强调,中国的国民革命的首要使命就是要实行土地革命。南昌起义部队在南下过程中,前敌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下属的农工委员会对土地革命的具体政策进行了多次认真讨论,提出并几次修改了《农民解放条例》,并对开展土地革命斗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从南昌起义的全过程来看,其没有能够直接导致大规模的土地革命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其本身提出的土地革命纲领和政策的不足,而在于起义后没有采取就地开展土地革命的方针,没有充分地调动农民革命的积极性。

  周恩来在谈到关于南昌起义与土地革命的关系时指出:“土地革命当时是决定要干的,但经验证明实行土地革命的初期是不能够彻底的,总要有一个过程。”随着南昌起义部队南下,中国共产党逐步认识到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局限性,认识到开展土地革命的重要性,开始探索并过渡到土地革命时期工农民主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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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成功实践

  1、南昌起义在南昌的迅速取胜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

  在南昌起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和军事两个领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统战工作,这是南昌起义在南昌能够迅速取胜的重要原因。如,在起义准备阶段,中共中央在九江成立“国民党中央办事处”,接应中国共产党同志及国民党左派人士赴南昌参与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而南昌起义前,中国共产党能够掌握和影响的兵力不足2万人,部队主官由中共党员担任且掌握的兵力仅1万余人,而反革命环赣兵力达10余万人。为改变敌强我弱的军事态势,以争取起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不仅加强了对贺龙的联合,而且还极力争取拉拢张发奎,至少不使其成为起义军的敌对军事势力。虽然最后张发奎并没有站到起义军一边,但是至少为南昌起义争取了时间,客观上也是有利于南昌起义在南昌的迅速取胜的。

  2、南昌起义的人才保留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南昌起义队伍中走出了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周恩来、一大批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以及各行各业的著名人士。例如,共和国开国十大元帅中就有朱德、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聂荣臻等6位参加过南昌起义;大将中有粟裕、陈赓、许光达等3位;上将中有周士第、萧克、杨至成、赵尔陆等4位;中将中有赵镕等7位,少将中有王云霖等6位。这些开国将帅和元勋们都在南昌起义中得到过革命锻炼和战火洗礼。除此之外,还有一批杰出代表人物,如郭沫若、范长江、陈文贵等著名文人和专家学者,甚至还有苏联、越南和朝鲜的一些革命人士都参加了南昌起义。另外,南昌起义在潮汕失利后,领导人分散转移,部队分头突围,这些都或多或少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3、南昌起义的实力保存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南昌起义余部最后走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一起建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创了中国革命历史的新篇章。南昌起义部队的主力在广东潮汕地区遭遇巨大挫折后,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一部分在董朗等率领下,进入海陆丰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坚持斗争;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及第九军的一部分则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艰苦转战于粤、闽、赣、湘边界。尤其是朱德、陈毅所率部队在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后,面临物资奇缺,没有补给、缺医少药等严重情况。那个时候,朱德、陈毅等在坚持中国共产党对部队的领导权和独立军事指挥权的前提下,与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朱德所部改称第十六军第四十七师第一四〇团,朱德化名王楷任团长。

  事实上,与范石生部的合作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必然结果。因为早在南昌起义前,驻扎在湘南的范石生第十六军就同我党保持着统一战线关系,该军内仍然有我们党的组织。早在南昌起义部队开始南下时,周恩来就给朱德他们写了组织介绍信,以备可能同范石生部发生联系时用。另外,范石生与朱德亦是旧友关系,更加方便党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在与范石生部合作的时间内得到了充足的物资补给和休整,这是南昌起义余部实力得以保存的重要一步,也是南昌起义时开始实行的中国共产党的统战策略的一次成功实践。

  南昌起义前后,中国共产党为挽救国民革命统一战线作了诸多努力,采取了包括发动南昌起义在内的一切办法,虽然最终没能挽救分崩离析的革命同盟,但是,却争取到了一批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支持,向广大群众宣传了共产党的主张。最可贵的是,从南昌起义的实践中,明白了掌握革命领导权和统一战线领导权的重要性,懂得了广大工农群众才是统一战线最坚实的基础,实践了武装斗争与统一战线相结合的新的革命道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道路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认识和实践过程,既有失败的教训,又有成功的经验。虽然南昌起义时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也有着必然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和历史地位是不容置疑的。用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来说,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它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自觉扛起统一战线领导权的大旗,并最终走向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刘俊燕系中共南昌市委党校讲师;

  刘海系中共江西省委统战部一处二级调研员)

用好南昌起义红色资源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陶东阳 李茜 苏永青

  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的“纪念地”和“红地标”,凝练和塑造了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光辉思想和卓越精神,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2021年5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重要文章——《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文章深刻指出,把红色资源作为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的生动教材,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南昌是一方红色热土,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这里打响,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伟大的革命实践产生的伟大革命精神,穿越时空、历久弥新,成为英雄城南昌的最“靓”名片。当前,全市上下正在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用好南昌起义红色资源这座精神“富矿”,对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引导全市党员干部学党史、知党情、感党恩,努力在描绘好新时代江西改革发展新画卷中挑重担、走前列,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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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昌起义红色资源中蕴藏着“红色密码”,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教材

  红色资源的珍贵价值,不仅在于它的历史光辉,更在于它在当下依然能带给我们思考和精神滋养。南昌起义蕴藏着“忠于信仰”“听党指挥”“敢于斗争”“百折不挠”“为民奋斗”等红色基因,是南昌市红色记忆与红色资源中最核心的元素、最独特的禀赋,也是我党我军不断发展壮大、取得辉煌伟业的“红色密码”。用足用好用活这一具体生动、鲜活有力的红色资源,有助于教育引导广大党员永葆初心、永担使命,切实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南昌起义红色资源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信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学史增信,就是要增强信仰、信念、信心,这是我们战胜一切强敌、克服一切困难、夺取一切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南昌起义爆发于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最黑暗的时刻,当广大人民群众没有出路、革命处于即将被扼杀的危险境地时,面对“敢不敢革命”和“怎样坚持革命”两个根本性问题,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白色恐怖中奋起反抗,用忠诚坚定的革命信仰首次实践了“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最优秀儿女忠诚于信仰、忠诚于人民、忠诚于组织的理想信念。正是有了对信仰的忠贞,才有了危难之际石破天惊第一枪的英雄壮举,才有了南下征程中百折不挠、为民奋斗的英勇顽强和牺牲奉献,才有了革命火种遍撒中国南方的浴血荣光。南昌起义的实践也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我们党始终遵循的指导思想。南昌起义红色资源中蕴藏的共产党人信仰之崇高、信念之笃定、信心之坚实,正是新时代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精神密码,是学史增信的信仰之源。

  南昌起义红色资源贯通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大势。学史明理,关键在于从党的非凡历程中领会马克思主义是如何深刻改变中国、改变世界的,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认识。无产阶级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必须勇敢地起来夺取国家政权,并依靠这个政权来改造社会,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半点模糊和迟疑。南昌起义,是我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建立革命政权的英勇尝试,本质上就是一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政权理论指导下建立新政权的英勇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军队必须是人民自己军队的论述,也为南昌起义建立新型人民军队提供了指南。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用好南昌起义红色资源,有助于从党的建军历史中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大势,做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奉者、坚定实践者,把党的百年奋斗延伸向未来。

  南昌起义红色资源承载着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学史崇德,就是要从这些英雄人物和革命先辈身上感悟并崇尚一代代优秀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展现出来的为维护人民利益而不怕牺牲不怕吃苦不怕吃亏的崇高品德,不断追求“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境界,坚守并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红色资源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凝聚了先进的伦理观念,蕴含了丰富的道德教化内涵,真实地记录了广大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英雄事迹和高尚品德,是珍贵的当代道德教育的宝库。在南昌起义的酝酿、决策、打响、转移过程中,为了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和目标,南昌起义的将士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展示出百折不挠、英勇奋战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起义部队南征之时,正值南方盛夏酷暑,骄阳似火,酷热难当,加上给养困难,严重缺乏医疗保障,劳师远征,行军艰苦异常,不少官兵病死在行军路上,虽历尽千辛万苦,然救民之志不变,充分展现了中华儿女的英雄本色。从胜利占领南昌城到历经艰难险阻会师井冈山,这一路征战、一路艰辛的奋斗历程充分表明,百折不挠的坚毅品格、为民奋斗的高尚情怀支撑着他们顽强斗争、奋斗不息,在这条布满荆棘的革命道路上谱写了一场有声有势、威武雄壮的历史画卷。当前,主流意识形态与多样化社会思潮长期并存、相互激荡趋势更加显著。用南昌起义英雄事迹激励我们提升政治品德和精神境界,继续披荆斩棘、砥砺奋斗,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南昌起义红色资源彰显了为民奋斗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关键要知行合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充分体现了我们党践行根本宗旨的行动自觉。在中共中央决定举行南昌起义之时,就确定把开展土地革命作为起义的旗帜。因此,起义的政治纲领提出,实行土地革命,废除苛捐杂税,维护工农利益。南昌起义胜利后,《南昌民国日报》发表的《中央委员宣言》,提出要“继续为反帝国主义与实行解决土地问题奋斗,一洗武汉少数中央委员妥协迁就之怯弱态度,须正确而勇猛的以此种革命主张号召天下,唤起民众。”强调应“尽力而能,以废除苛捐杂税,革去一切毗政弊端,以实现本党代表平民利益的主张”,继续鲜明提出了为实行解决土地问题而奋斗的口号,充分体现了起义将士为民奋斗的初心本色。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用好南昌起义红色资源,能够帮助党员干部进一步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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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一南昌”特色品牌日益深入人心,为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坚实基础

  南昌起义在南昌这座城市记忆深处留下了深刻、隽永的烙印,使“八一”成为这座城市有别于其他城市最鲜明的符号。历届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对南昌起义红色资源的挖掘和利用,持续优化改造场馆,保护利用革命文物,深入挖掘精神内涵,组织各类文化活动,擦亮了“八一南昌”特色品牌。南昌起义孕育的革命精神已逐渐渗透、融合到这座城市的血液中,既在精神实践领域“引领风尚、教育人民”,又在社会实践领域“服务社会、推动发展”,成为我市不忘初心谋发展的动力源泉。

  “八一”史诗立体呈现。革命年代遗留下来的场馆,具有高度统领性、普遍认同性和鲜明指向性的文化正能量特质,是最现实、最直接和最强大的文化软实力。作为南昌起义的发生地,南昌市把红色基因深深植入厚实的土地,把“八一”符号融入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优化场馆改造,保护利用革命文物,立体再现对铁血军魂的追忆,有效地提升了民众对英雄城市的认同感。八一广场是英雄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建于1952年,通过五次全面提升改造,现已改造成为南昌的“纪念广场、城市客厅”,形成了“两轴、四区、多点”的景观结构布局:展现中国共产党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至今发展历程的穿越之轴、北京路与展览馆之间的怀念之轴,以纪念塔为标志的纪念区、南端的追忆区、以8块浮雕为载体的怀念区和北端的市民休闲区等四大功能区,以及全国最大的矩阵式音乐喷泉等诸多景观点。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优化整合,对八一起义总指挥部旧址、朱德旧居、叶挺指挥部旧址、朱德军官教育团旧址、贺龙指挥部旧址等“一馆五址”进行整合优化,对革命文物进行抢救性挖掘,丰富展陈内容,新增了VR体验区,重新开放了朱德军官教育团旧址,恢复了贺龙指挥部旧址二楼当时的原貌,全面展现出南昌起义打响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光辉历史。与此同时,在南昌市“一江两岸”的城市格局中,在新城区增添了一系列红色地标:九龙湖新城拔地而起,我国首座军事主题公园——南昌军事主题公园建设完成;凤凰洲由一列小火车串成了令人流连忘返的“三点一线”,穿越时空的牛行车站与南昌起义展示馆、栩栩如生的建军雕塑广场、荣归故里的南昌舰。新增的红色新地标,与老城区的红色旧址遥相呼应,使南昌的八一记忆由点成线、由线成面,形成了一个日益完备的文化体系。

  理论研究硕果累累。伟大的革命孕育伟大的革命精神。南昌起义英雄壮举形成的八一精神是中国近现代军事斗争史的一颗璀璨明珠,是与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同构成了我们党不断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夺取一个又一个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和宝贵精神财富。一直以来,南昌坚持用南昌起义中所蕴含的红色基因来熔铸城市精神,打造市民精神家园的鲜明坐标,引领市民精神价值取向。南昌以建军90周年纪念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八一精神的精神内涵、核心要义、规范表述等方面的研究,使其成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又一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南昌人民薪火相传、矢志不渝的价值追求;积极组织各界专业人士对南昌起义的历史、八一品牌以及八一精神进行研究提炼,组建“八一精神宣讲团”开展宣讲活动,召开理论研讨会,推出《英雄的城市·不朽的精神》系列理论研究成果;邀请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部队代表来昌讲述革命故事,组织座谈、走访和慰问驻昌部队、老干部、老战士及遗属烈属等系列拥军活动,在全社会广泛宣传南昌起义中孕育的革命精神;开展八一精神进校园活动,组织力量编辑出版了《八一军旗红——八一南昌起义故事读本》,让八一精神历久弥新,绽放时代之光,在新时代指引南昌市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砥砺前行。

  教育活动丰富多彩。红色精神是爱国主义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和党性教育最好的教科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染力,利用红色资源来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可以使受教育者进一步培养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弘扬和培养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近年来,南昌市充分利用南昌起义红色资源这座精神“富矿”,鼓励和支持学生开展以八一精神为主题的专业考察、社会调查、志愿服务等社会实践活动,并积极开辟学生课外实践“第二课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以“依托馆藏、教育为本、注重特色”为思路,针对青少年推出了原创展览《永远的榜样——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生平业绩展》,并开设研学课程《走近周恩来永远的榜样》,通过把陈列展雕琢成研学教育的精品工程,使之成为爱国主义、国防教育的一个生动教材;先后与120余所大中小学校开展了共建合作,结合“八一”建军主题日、国际博物馆日、世界文化遗产日、全国科普日等多个重要时间节点,以及双休日、法定节假日、寒暑假等假期,开展小红星讲解员、开办大学生实景课堂等红色文化宣传教育活动,打造了红色教育的新课堂。作为党性教育的“主阵地”,南昌市委党校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优势,在主体班开发了《纪念八一南昌起义 弘扬伟大八一精神》等理论课程,依托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现场教学基地,开发了《铁心跟党走》《八一枪声见初心》等现场教学课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继承和发扬优良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鼓足干劲,形成积极向上的价值追求。

  “天下英雄城”品牌家喻户晓。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革命时代形成的红色精神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可上升为文化品牌,既能在精神实践领域“引领风尚、教育人民”,又能在社会实践领域“服务社会、推动发展”。南昌市以弘扬八一精神、传承英雄基因为总基调,以表达对革命先辈的缅怀和崇敬为核心,打造南昌“天下英雄城”城市品牌。2017年是八一南昌起义暨建军90周年,做好90周年的纪念活动,既是南昌城市宣传的重要契机,又是英雄城南昌的重要使命。因此,南昌设计安排了6个方面12个项目的纪念活动,打造了影视精品,拍摄电影《建军大业》和大型文献纪录片《永远的军魂》,举办精彩纷呈的中国军事美术展和摄影展、备受关注的中国(南昌)军事影视节,通过让军事影视进院线、进电视、进网络、进学校、进社区等,掀起军事影视热潮,提升南昌军事文化形象;连续举办5届中国·南昌国际军乐节,和世界共同奏响英雄赞歌,擦亮“天下英雄城”的城市名片,推动红色文化走向世界;先后投入1亿多元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投放“天下英雄城”旅游形象宣传广告片,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日本东京银座分别投放英文版、日文版“天下英雄城”南昌城市形象片,多维度向全球展示我市红色文化形象;以军事体育作为突破口,借助“八一南昌”合作共建托起军人的荣耀和丰碑,把“用好军体项目落户南昌机遇,打造南昌体育名城”写进了2019年江西省政府工作报告,“办好‘天下英雄城,激情马拉松’等全民健身活动,做好‘八一南昌’职业赛事服务保障工作,把南昌打造成为全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体育名城”写进了2019年南昌市政府工作报告,借助八一军体运动队团体落户契机,打造“八一南昌”体育主场,唱响体育城品牌,续写践行和弘扬八一精神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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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研、管、用、学”等方面发力,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持续激活城市的红色基因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用好党的红色资源,让干部群众切身感受艰辛历程、巨大变化、辉煌成就。当前,我市正在加快建设英雄之城,着力打造最讲党性、最讲忠诚、最讲政治的城市,弘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神。应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发挥南昌起义红色资源的独特优势,持续推动“八一南昌”特色品牌塑造,让“天下英雄城”信仰之火熊熊不息、红色基因融入血脉、红色精神激发力量。

  坚持深化研究,做到“述之有道”。要准确完整地表述南昌起义孕育的革命精神的科学内涵,须在跨学科交叉的视域中,建立以哲学为灵魂、历史学为根基、社会学为枝干、文化学为核心的多向度、多学科、多领域方法论谱系来予以研究。要组织专家学者分批分组深入全国各地的相关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收集整理南昌起义历史资料,系统挖掘历史典籍、档案文献、民谣故事等各文化遗产中的相关史实资料,建立健全八一精神研究资料库,在党校、市属大专院校组建“南昌起义暨八一精神”研究、宣传队伍,做到八一精神研究进课题、宣传进课堂、学习进高校,推动“八一”品牌在较大范围内深入学习、深入人心。

  注重建章立制,做到“管之有力”。要立足长远、联合开发,建立红色资源的统一管理机制,提升整体效能。南昌起义红色资源的开发,必须立足党性教育和红色精神传承,由专业权威部门主导,建立联合开发机制,请专家进行总体定位设计,参照上海中共一大旧址纪念馆改造、南湖革命纪念馆建设标准,大规模改造、提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通过整体规划、景区建设、环境配套“三位一体”强力推动红色城市建设。要从战略高度实现统一管理,打破过去红色资源利用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成立各相关部门和地区组成的协调机构,明确各自职责范围,各司其职,加强沟通协作,确保项目运行顺畅,解决目前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场馆规模小、观众容纳量小、陈列面积小的现状,特别是解决停车难、公共服务设施不足等问题。要出台相关条例规范红色资源的使用,学习借鉴上海市红色资源利用的经验,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教育意义、纪念意义的红色资源列入名录予以保护,建立党委领导下的市、区两级红色资源保护利用联席会议制度,对具体的工作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并向社会公布。

  强化融合发展,做到“用之有效”。要加强“南昌起义+红色旅游”的协同融合,南昌作为“军旗升起的地方”,拥有以南昌起义为代表的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八一起义总指挥部旧址、贺龙指挥部旧址、叶挺指挥部旧址、朱德军官教育团旧址、朱德旧居、南昌起义战斗地点等,以及起义部队从南昌到井冈山沿途征战所留下来的红色资源,充分利用红色景点,打造以八一精神为代表的南昌起义红色旅游线路,既要突出南昌起义的核心地位,又要结合南昌其它红色文化、红色旅游资源;既要突出自身“人民军队摇篮”的无可替代的地位,又要与井冈山、瑞金、赣南等革命摇篮、革命精神相互呼应,创建多位一体的整体性红色旅游文化。要推进“南昌起义+干部教育”的协同融合。南昌起义中形成的革命精神是干部教育的活教材,应参照遵义干部学院、古田干部学院、沂蒙干部学院、红旗渠干部学院的经验做法,高水平、高标准加快推进“八一干部学院”建设,立足江西、面向全国、放眼全球,以建设全国有重大影响力的干部学院为目标,打造“三基地、两中心、一论坛”,将我市红色培训、古色文化、金色产业、绿色生态、优良家风作为教学资源,形成具有南昌特色教育培训品牌。要深化“南昌起义+军民融合”的协作发展。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2020年,南昌市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城“九连冠”,“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成为助力南昌市发展的强劲力量。因此,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军民融合发展的战略思想,自觉把军民融合发展纳入经济建设总体布局,融入改革创新具体实践,着力加强在基础设施、信息科技、力量体系、人才培养、通用保障、双拥共建等领域的统筹融合,在平战一体的国防动员体系、军民兼容的基础设施建设、军民融合的技术产业体系、军地人才双向培养等方面积极探索,努力走出一条具有时代特色、区位优势的军民融合发展新路子。

  加大多元创新,做到“学之有乐”。要顺应社会发展进步新趋势,树立大宣传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宣传的工作理念,动员各条战线各个部门一起来做”。各级党组织要担负领导责任齐抓共管,各级各类各条战线的相关部门单位共同参与,将对南昌起义的宣传广泛深入地融合到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和各个领域中,形成强大合力。比如,参照龙岩市近年集中创作《古田军号》《绝命后卫师》等一批革命题材作品经验,创作一批文艺作品全面展示南昌起义的光辉历程、革命先辈的伟大精神,向建军95周年献礼。要积极适应精神传播、文化生产等手段的变革,推动精神文化与科技创新互相融合、相互促进、互为支撑、协力前行。比如大力开发南昌起义的相关文化衍生产品,借鉴“海上文创”上海首家文创产品博览交易平台建设经验,成立南昌“八一”红色文创产业联盟,建立南昌红色旅游文创产品集中销售区(点),条件成熟后设立红色文创产品展销会,培育形成规模化产业化红色文创市场。要从受众的需求中寻找合理、高效的宣传方式。按照党性和人民性有机结合的理念要求,坚持从群众的创造中寻找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研究读者阅读心理,利用好新时期的呈现手段,如VR、MR、全息影像等技术,活化再现南昌起义的历史场景;用好微信、微博、微视频、电子音乐、实景演艺、沉浸式演出等传播渠道和新的传播手段,让南昌起义红色资源被人民群众发自内心地尊崇和向往。

  (陶东阳系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李茜系市委党校讲师;

  苏永青系市委党校办公室副主任)

八一精神永放光芒


  ①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陈列大楼序厅——“石破天惊”

②八一起义总指挥部旧址——江西大旅社

③“民众支援”文物组合柜

④为南昌起义军赶制军服的缝纫机

 ⑤雕塑:“八一南昌起义”

⑥贺龙指挥部旧址

⑦叶挺指挥部旧址

⑧朱德旧居

 ⑨朱德军官教育团旧址

[责任编辑:孙益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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