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吃着江西丰城同田乡（原是新建县钞糖乡）的米，喝着钞糖村后钞糖中的水长大的。江西是生我养我的家乡。

我在南昌读了小学和中学后就考入南京金陵大学读书。在大学读书期间的1926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既已成了共产党的人，从此我就服从党的需要远离家乡干革命了。虽然在1927年和1937年我也曾先后两次在江西工作过，但那很短暂，可以说只是瞬间而已。总之，我没有为家乡做出什么贡献。

大半个世纪来，我的身子虽在远离家乡的祖国各地工作，但是江西的荣枯兴衰却常在我的心中萦回。江西的山山水水无时无刻不在我的脑海中浮动。因为江西是我的母亲，我生命的根是深深地植在江西的！

现在我虽生活在上海，可是在我偶尔闻到江西出产的茶叶时，我总觉得它比别的茶叶更香；当我在我看江西的演员演唱时，我感到格外亲切动情。说来好笑，每当我从电视屏幕上看到江西的运动员获得奖牌时，我会不由自主地在电视机前鼓起掌来，因为他（她）们是来自我的家乡呀！

近几年我曾数次探望我的家乡，眼看过去的一些不毛红土坡已经变成了碧绿的茶树林；庄稼地里一片兴旺景象；工业生产也正在努力追赶着先进的省市，我打心底里高兴。我多么希望我的家乡——江西，能和新滕王阁一样的以更加美丽雄壮的姿态生活在祖国的大家庭中，继承先烈们的遗志，继续为祖国添彩争光！

走   进   夏   老

夏老不但是南昌八一起义的四位健在者之一，而且还是党的八大代表，十二大列席代表，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大的特邀代表。十六大前夕，记者专程赴沪，采访了这位———99岁的十六大特邀代表 。

　　八一起义的见证人1904年1月，夏征农同志出生于江西丰城一个偏远的农村家庭。1925年秋，他从南昌心远中学（现南昌二中）考入了南京金陵大学，在那里他接触了《共产主义ABC》、《三民主义》等进步刊物并于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追求革命真理的漫长道路。

　　1927年初，时值北伐军占领南昌。受党组织的派遣，他以双重身份回到南昌，负责改组当时被AB团把持的新建县国民党党部。他同农民协会的会员一起斗争，终于把AB团赶走，将县党部控制在共产党手中，夏任改组后的县党部负责人。

　　7月27日，当时还在新建县农村开展农运工作的夏征农，接到党组织要他秘密进城开会的通知，会上他接受了参加起义的任务，把已经派到农村去的各个工作组召集回来参加起义部队。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后，他组织新建县的农民参加运输物资，还奉命在昌北的牛行车站附近挖战壕和工事，准备阻击九江方向来的敌人援军。8月2日，夏征农参加了起义军在皇殿侧召开的庆祝大会。他至今还记得当时是李立三主持的会议。8月5日，当他从新建县农村赶回南昌时，起义部队已经南撤。于是，他与另外两位党员一起去追赶部队，行至清江（现樟树）时，才知道部队已走远。由于当时的南昌市已被敌人占领，他只好绕道去德安搭乘火车到九江，再转乘轮船到上海寻找党组织。

　　当夏老从记者口中得知还有三位参加八一起义的同志健在时，他竟能如数家珍地一一说出来：“哦，这些人我都认识，在南昌都见过。萧克将军，曾担任过国防部副部长；舒国藩，当时是江西省农民协会的主席；徐先兆，曾担任过《民国日报》的总编辑……”复旦学运的先锋1927年9月，夏征农谢绝了党组织安排他去苏联留学的机会，而是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他的老师陈望道教授对他影响很深，陈教授是我党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也是第一个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的人。1928年，夏征农任共青团复旦大学支部书记，他一边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一边与同学们办起了一本铅印的《青鸟》公开杂志，另外他还办了张秘密的壁报，刊登进步文章和言论，号召学生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因为活动搞得有声有色，还得到过中共江苏省委的表彰。

　　1929年8月，夏征农在组织复旦学生参加集会时被捕，由于当时的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不同意放人，结果他被判了一年刑并与彭湃等人一同被关押在龙华监狱。当彭湃戴着手铐、脚镣被敌人押赴刑场时，夏老和狱友都哭了，但烈士的鲜血也使他们变得更加坚强。

　　在转到苏州监狱期间，夏老加入了监狱特别党支部并任委员，他们成功地发起了绝食5天的抗议活动，此事甚至惊动了国民党高层。最后当局不得不答应改善政治犯待遇、撤换监狱长等条件，绝食斗争最终以胜利告终。

　　1930年底夏征农出狱后，先后任闸北区团委宣传部长、江苏省团委秘书，在半秘密的《海上青年》杂志工作期间，他还翻译了史沫特莱的《苏区见闻》等报告文学。

　　当夏老谈到国民党特务将他报的假名“夏丽夫”念成“夏丽天”时，他开心地笑了起来，笑得很乐观、很灿烂，像个孩子一样……“左联”的不屈斗士

　　在上海市虹口区多伦路上，有一幢20年代初期建造的三层西洋楼房，大门旁挂有由夏征农题写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旧址纪念馆”的门匾。在那里工作期间，他与鲁迅、茅盾、李公朴、周扬等进步文人成了同事。

　　1930年3月2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鲁迅为旗手的革命文学团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正式成立。虽然“左联”只存在了6年，但它先后出版了52种进步刊物，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33年初，夏征农加入“左联”并被编在闸北区的一个组。受“左联”的委派，他前往各高校，帮助那里的大学生文艺团体开展进步演出活动。此后他还参加了《春光》、《读书生活》等进步杂志的编辑工作。

　　在李公朴主持的《申报》“读书问答”专栏工作期间，夏征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回答读者的来信，给读者做些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工作。为此，上海市国民党的特务刊物上多次报道了他的活动情况并开始追查他。出于安全考虑，李公朴叫他暂时不要上班，就在家中看稿，稿件由报社派人送去。

　　1934年夏，国民党在对苏区发动军事进攻的同时对上海的文化界也开始大扫荡，柔石、殷夫以及《申报》总编史量才等多位“左联”会员先后遭到国民党的杀害。为此，李公朴将“读书问答”专栏的人员独立出来，成立了读书生活出版社和《读书生活》杂志。期间，夏征农还帮助郭大力和王亚南将中国第一本翻译的《资本论》著作介绍出版。另外，尽管鲁迅先生当时遭到特务的通缉，但夏征农还是冒着危险每期都向鲁迅先生约稿，鲁迅就用“公汗”的笔名发表文章，稿费也由夏转寄给鲁迅。在此以前，他曾与鲁迅相互通过几封信，主要是向鲁迅约稿和请他介绍投稿之事。后来两人曾在一起吃过饭，谈得也很投机，当夏征农的《结算》文集出版后，还特地送给鲁迅作纪念。

　　1936年夏，“左联”成立了上海市文化界救国会，夏征农作为“左联”后期领导人之一，还出版了《鲁迅研究》等著作，与后方的文化精英一起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亲身经历皖南事变1941年1月6日，九千余新四军战士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八万余国民党精锐部队的伏击。经过七昼夜的激战，终因弹尽粮绝，除少数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当时，夏老在新四军军政治部任统战部副部长兼民运部部长。

　　1941年1月6日晚，当新四军军部刚转移到石井坑的盆地里时，就遭到敌人居高临下的炮轰，夏征农随叶挺军长一起乘着夜色向外突围。就在那天晚上，夏老一本珍贵的笔记本丢失了，那是1938年1月，陈毅在南昌用两个半天的时间向夏征农详细讲述南方三年游击战的情况，希望他能把这段历史写成小说。如今，夏老还对自己因资料丢失无法写书而感到遗憾。

　　面对弹尽粮绝的残酷现实，叶挺军长决定前去与敌人谈判。夏征农等人都依依不舍地为叶军长送行。第二天天亮时，满山遍野都是搜山的敌人，他们用高音喇叭喊着：“你们快出来投降吧，你们的军长已经被捕了……”。当时，夏征农就预感到叶挺军长出事了。接着，军部就遭到敌人密集炮火的扫射。于是，夏老带着7位战士突围到荒无人烟的大王坑山头上。一个参谋对他说，这么多人在一起目标太显眼，不好走，如果两个人一起走可绕出去。听了这话后，夏老说，越是在这种危难时刻，作为干部就越不能先走。

　　为此，他让参谋带着警卫员先走了，他和其他三位同志（其中一位是女机要员）白天靠采野果子充饥，晚上就露天宿营在北风呼啸的雪地，好几次都与搜山的敌人擦肩而过。就这样，他们硬是顽强地坚持到第七个夜晚，等搜山的敌人撤退后，他们才下山并将女机要员送到进步人士家中藏起来。夏征农等人在老百姓家中住了一个多月后，化装成茶商和教会人员骗过敌人的层层关卡，终于从芜湖登船转移到南京，然后再从上海抵达江苏盐城的新四军军部。此后，他担任过粟裕师长的秘书并随军转战南北。

　　1981年5月，皖南事变四十周年之际，夏老与妻子方尼（新四军老战士、女诗人）特地去安徽参观了泾县云岭的新四军军部旧址。在老首长叶挺住过的小楼前，如烟往事浮现在脑海中，夏老欣然题词道：“忆昔群英聚首，而今人去楼空。留有丹心一片，照得大地通红。”著书锻炼度晚年记者在采访夏老时看到，一个年近百岁的老人身子骨还如此硬朗，他不用拐杖就能走上二楼的卧室。他不但满面红光，精神饱满，思路敏捷，非常健谈，而且写作思路也非常清晰。其实夏老心里最清楚：生活的磨难练就了他淡泊名利、豁达乐观的心态，这其实也就是他长寿的秘诀。

　　“历经风霜，一树梅花分外香”。夏老一生经受了外人难以想象的众多生死磨难：除经历了八一起义、苏州监狱和皖南事变等事件外，在1959年2月，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的他因“反右不力”被撤销职务并下放到莱芜县城关公社去当书记；1966年5月，时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长的他又因所谓“反对样板戏”被撤职。“文革”中，夏老还因劝说过蒋经国抗日之事有了“特务嫌疑”，遭到了批斗、抄家、蹲监狱、下放“五七干校”和睡隔离室等磨难……他曾蒙受过26年的不白之冤，但仍能保持乐观、坚韧的态度。他常说，真正的共产党员不但要能经受得起战场上敌人炮火的考验，而且还要经受得起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考验，不管道路如何曲折，始终都要无愧于“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的称号，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成为他战胜一个又一个磨难的精神源泉。

　　1978年夏征农出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1979年任上海市委书记。1982年，夏老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并担任中顾委委员，如今他还担任《辞海》主编等职务。1998年12月，当夏老主持的新版《辞海》即将出版时，江总书记还亲笔题写了书名。

　　离休后的夏老有两大爱好———锻炼和写作，早在1920年在南昌读高中时，他就是个体育迷，曾代表江西到武汉参加过华中四省的篮球赛。几十年来他从未停止过身体锻炼，在81岁时还曾当选为“全国健康老人”。前不久，他把自己所写的30多万字文章收入到《杂家者言》一书中。现在他又亲自动手编辑一套五册、共200多万字的《夏征农文集》，每篇文章从标题到构思都由夏老亲自执笔，他风趣地说，这是他“一百年的小结”。当谈起北京申奥成功的喜讯时，他情不自禁地与妻子方尼相约：要争取活到108岁，要亲眼看到奥运的圣火在首都熊熊燃起……